我们镇上通了高铁，孙子说高铁一小时可以跑六百里，我没有坐过。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在供销社看见过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印着蓝亮亮的大海，一艘白晃晃的小船飘荡。我抿嘴笑起来。我想等以后有机会了去西边看一看大海，五百里，不算非常远。
今年我七十四岁，这个愿望实现了，五百里的路我走了五十年。
我叫梅忍冬，1952年生人，家里姊妹五个，我是老大。我在这片山沟沟比较“抢手”，模样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能干，种地、养猪、劈大柴……有回我戴着破毡帽在院里劈柴，一个男人进来问我，大哥，房口公社怎么走？他讲的普通话。我转身。男人白白净净，高个子，细胳膊。我说，往东再往南。男人说，呀嘿，女同志！我头回见女同志劈大柴。我说，我爹有毛病，做不了力气活。
过了半拉月，男人领着媒婆上了我家。刘婆子把我拉到里屋，说，咋样梅梅，这回你可没话说了吧？人家北京上班，模样俊，人也老实。他确实很好看，我们山里人风吹日晒，皮肤再白也是黄色，而他的脸是真正的白色，透亮透亮的，总是让我忍不住去看。我对刘婆子小声说，真好嘞。刘婆子听后眉毛升到脑门上，她跑到外屋去和我爹妈言语。
我妈的意思是一切听我的，只要自己得意就行。我爹不同意，他觉得男的皮肤白，人肯定懒。后来细打听，这男人其实也是山里出来的，只不过在城里工作，他娘半身不遂，我要嫁过去，我还是得回到山里，照顾他娘。我在山里生活了二十几年，我可知道山里过的什么日子，嫁人再嫁到山里去？我可不乐意。我也没什么奢求，只想找个农村人，种种地，养养牲口过日子。
为了帮家里挣公分，我二十六才嫁人。高洪，大地一样的肤色，白杨一样挺拔的身体，牛一样的力气，我爱他宽阔的胸膛。
高洪比我大两岁，弟兄四个，他和我一样是家中老大。嫁过去之前，他带我去过一次他们家，是一个大院子，前中后三排房。高洪跟我说，他们家是富农，他的爷爷是地主，他爷爷的爷爷是大地主。我说，再往上呢？高洪说，还是。我说，那再往上呢？高洪说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说，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该叫啥？高洪说，祖宗。我听后哈哈笑。
高洪的父亲叫高升，干瘦，却很能吃。母亲叫赵淑英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裹小脚。两位老人第一次见我对我很客气。
高升说，彩礼给八佰，另外你俩结婚缝纫机，自行车，大衣柜一样不少。这在当时来说是中规中矩。
张大霞是妇联会主任，她给我们办的结婚。张大霞对我们说，祝你们幸福。我说，啥叫幸福？主任说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说，高兴，踏实，轻快…很好。主任说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就是幸福。
我和高洪一前一后走进高家。高升靠在椅子上，赵淑英躺在炕上嗑瓜子。赵淑英见我们进来，她从炕上坐起说，领了？我点点头说，领上了。赵淑英说，来，我看看。我从外套内兜取出我俩的结婚证，递给她。赵淑英接过，翻开看了一眼，合上，然后从炕上下来，蹬着小脚走到大衣柜前。她从裤口袋取出一把铁钥匙，打开衣柜上的铁匣子，把两张结婚证扔进去，锁上了匣子。我没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高升说，证领了，现在你是我们家人了。高洪说，叫爸妈。我喊，爸。又扭身对立在衣柜的赵淑英说，妈。
高洪在镇上的装卸队工作，往火车上装麻袋，三天回来一次。我在家种地，给部队织毛衣。我想做些裁缝活儿，可高升许诺我的缝纫机杳无音信，那八百块的嫁妆更是一分没有。我问过几次缝纫机的事，每次高升都说再等等。我明白，高家其实很穷。
高升与赵淑英的二儿子叫高富，三儿子叫高贵，四儿子叫高尚，我们叫高二，高三，高四。他们全没有成家。高家院里的三排房够四家人住，也就是说总有一家得搬出去另盖房过日子。他们想让我和高洪搬出去，好再给他们另外三个光棍儿子娶媳妇。高洪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觉得我乱挑拨。
高洪不在家的时候，赵淑英给出坏主意，他们变了法的欺负我，打我，骂我。我忍着，不说话。
1977年，我生下大明，高红跟随装卸队去了北京，我一个人坐月子。两年的操劳使我患上风湿，手指弯曲变形，像是一簇伸向天空的梅树枝干。十指连心，我疼得用头撞桌子。大夫让药饭后吃药，一天三顿，我哪能顾得上吃合时饭。骨头的疼痛轻了，肚子开始疼起来。高烧不断，我用毛巾蘸冷水敷在脑门上，喘息，昏睡，白天黑夜，黑夜白天，毛巾烫干了，我醒来，涮一涮毛巾，继续敷到脑门上躺下，昏睡还是昏睡。屋子挂着窗帘，整日的昏暗。我跪下求赵淑英帮我看一看孩子。她说，你的孩子，你自己带，我没闲工夫。我想我妈了，我想见见她，想她坐在炕沿抚摸我的头发。我想到我爷爷死前对我爹说过，他想见见我弟，等见到我弟了，他就合眼了，睡着一样，轻轻的。
我放不下孩子，他才刚出生。我得撑着，忍着。我吐出血块，我以为是我的胆或是一小块肝。我晕了过去。高洪你快回来。
小栀子救了我，她把我摇醒。我只听见她哎呀，你都吐血了。我时睡时醒着，我感到周身的寒冷，我躺在棉被里，棉被躺在拖拉机斗子里，血的铁锈味儿，烟囱冒出柴油味道的黑烟。傍晚，黑夜。我睁开眼惊叫，孩子！孩子！小栀子说，大姐，孩子我娘照顾着呢，你放心。我笑起来，嘴里甜甜的，身子轻轻的，像浮在湖面上的水藻。我说，就到这吧。小侄子凑近我的嘴巴说，大姐你说啥？我说，别开了。
孩子一周岁，我的身体恢复的好些了，我把大明栓在地埂的柳树下，自己掰棒子。高升啃着苹果走过来，把果核丢给大明。大明爬过去，右手捏住果核，嘬残留的果肉。我跑过去夺过大明手中的果核，远远地扔进玉米地。高升两只眼睛瞪开，说，败家玩意，给孩子吃的，你扔了？！我抱起儿子看着他。他说，你瞪我？忘了这家谁是爷了？他提高了手臂扇下来。我弓下背，护着大明，石头一样的坚实砸在我的后脑勺，我一阵阵恶心。
高洪带回一刀子玉米糁子，他让我煮粥。我说，这刚打的糁子要搁炕上烤一烤，不然煮不烂。高洪说，不用吧？我说，我们山里年年煮糁子粥都得先烤一烤。高洪不信，转头去问她娘。赵淑英在西屋扯着嗓门喊，别听一个外人的。
我受够了，我走到西屋看着赵淑英说，谁家欺负不是外来的？你们家媳妇自产自销?我说完这句话坐在炕上剥花生的高升和高二全蹦起来了，赵淑英红着脸嚷，打她，打她个杂种日的。高红一巴掌给我扇到地上，接着用脚一遍又一遍踩我的身子。
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我要离婚。
我找张大霞好多次，她老说不够条件，不够。我说，你说啥叫够条件？打我打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我这身上的黑紫烂青就没断过。张大霞说，谁不知道他们家人啥样，我可不敢惹。大妹子，忍一忍吧。
我整日抱着大明在村口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发呆。我听见他们嬉笑议论，神经病，神经病神经病。我的胸口有一双手挖掉了我的心脏，寒风吹过我的身体。
找张大霞办离婚的事传到了高升的耳朵里，他踹开房门，指着我嚷，离婚？我见过那要离婚的，她咋不离？！我告诉你，你休想从我家蹦出一个手指头，我让你死出门，不让你活出门。
我的心里憋着一股劲，我心想，我死也不死你家。
孩子，妈妈真的受不了了，妈把你送到火车上，会有好心人养你。我抱着大明，走在夜路上。火车站的哨子与汽笛声此起披伏，我看见一行和尚。我留下了眼泪。我奔跑着拦住他们，我跪了下来，说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我活不了了，你收下孩子吧。和尚们围住我，将我扶起。领头的和尚将手中佛珠收起，从袖子里拿出五十元钱，他递给我。我说，您收下孩子吧。和尚说，孩子这么小，不能没有母亲。您死了，就让坏人得逞了。
梅，凌冬将要过去，你再忍一忍。